“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二 ——“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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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图片版）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一 ——“中国式”养老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二 ——“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三——“中国式”养老的发展历程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四——“中国式”养老的典型案例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五——养老服务体系模式及配套政策的国际经验

“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文字版）六——“中国式养老”的未来展望

　　本文是《“中国式”养老发展趋势报告（图片版）》的文字版本，旨在帮助长者更好的阅读报告。

 

　　当前全球社会步入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023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人口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增长出现负值，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提升。老年群体人口数量日益增加的趋势将给“中国式”养老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独特的机遇，本章将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对“中国式”养老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式”养老带来的挑战是直观的也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人口现象将会十分明显的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而这种变化将会作用于微观个体、中观产业和宏观社会，并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到“中国式”养老服务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式”养老可能面临的挑战，本节将从宏观人口转变、社会养老保障、老年健康需求、养老服务供给和适老化环境建设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宏观人口转变: 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家庭功能逐渐弱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都正面临并需要应对的发展问题之一。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作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宏观背景，将给全球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机遇。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老年抚养比也持续攀升，虽然目前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低于日本和美国，但是上升速度明显快于美国基本与日本相当，老龄化趋势接近日本，老年抚养负担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仍旧较轻，尽管印度目前尚未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6.8%)，但是也呈现出老年人口占比日益上涨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面临着人口结构逐渐老化的问题。2022年我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和调查数据显示截止至2022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占14.9%;与2021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268万人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922万人，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从宏观人口转变这一背景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城镇化率逐渐提高、老人与子女同住比例持续下降，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我国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是伴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现象而来的挑战之一。

　　与此同时，从平均家庭户规模人口数来看，我国家庭户规模总体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0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约为3.10人而在2020年我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减至2.62人，2010年至2020年我国的家庭户规模约缩减了15%左右。尽管在2014年至2016年间因为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有了较为短暂的回弹，但是2016年之后我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呈现出急遽缩小的趋势。事实上，随着我国家庭规模日益收缩，家庭代际结构也逐渐简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代际结构正逐渐从以“二代户”为主向“一代户”为主转变以同辈居住或单身居住为主的“一代户”占比从1982年的13.9%上升至2020年的49.5%，而以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二代户”占比从1982年的48.2%下降至2020年的36.7%。

　　家庭在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城镇化率的增长，我国家庭结构日益简化，我国老年群体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也逐步下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仅为20.9%，而在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城镇化率已上升至63.9%，城镇化率增长幅度高达205%。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传统的“四代同堂”大家庭居住模式逐渐被“家三口”核心家庭居住模式所取代，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仅约为27%，约有66%的老年人选择一人独居或是与老伴同住的独立居住模式。

　　这意味着，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养老问题，未来我国老年人对社会的养老需求将会明显上升。

　　2、社会养老保障:养老金待遇区域差异明显，三大支柱结构失衡

　　从社会养老保障的角度来看，我国老年群体在退休后的经济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养老金，但是我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尚未构建完善;全国统筹尚待实现，地区间养老金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地区间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年均养老金水平极值差异高达84534.29元，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极值差异高达50.07%，较大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地域差异将会对“中国式养老的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一定阻力。

　　与此同时，我国的养老金体系目前面临着三支柱发展失衡，结构性予盾突出的现状。具体来看我国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中长期支付压力过大，受到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困扰，第二支柱覆盖面增长缓慢，尚未形成有效补充保障;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任重道远。事实上，基本养老金作为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一支柱，占养老金资产比重高达77.47%，远超其他两个支柱，这种情况不仅会给财政带来极大负担，也将严重影响国民养老积累，甚至会阻碍我国养老金体系的自我发展。

　　3、老年健康需求:失能半失能人口规模扩大，医疗照护服务需求量攀升中国老年人口庞大的绝对数量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医疗体系将会面临着较大规模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而我国较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体系将需要在较短时间对这种快速人口结构变动做出调整，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对慢性病的管控和治理将是需要加以重视的一个领域，这是因为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比重不断增加，高龄化的特点会使得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比重增加。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处于不健康的身体状况中其中有2%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

　　根据相关研究的预测，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及其比例将由2020年的4564万人和17.11%上升到2030年的6953万人和17.44%，至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12606万人和22%，对照护机构护工的需求将从202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2.2万人和2050年的101万人。而对于老年人和其家庭而言，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也将导致老年人的医疗照护成本持续增加。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平均每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照护与医疗成本开支约为65-74岁老年人的14.4倍[2]。

　　4、养老服务供给: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城市养老服务结构失衡从供给端来看，尽管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总量正在逐步提升，供需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但是日益增加的庞大老年人规模对养老服务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国的养老服务，尤其是农村养老服务仍旧面临着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矛盾较为显著等困境。从养老服务供给总量来看,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起步偏晚基础养老设施覆盖率较低，研究显示，城市城市社区养老院的覆盖率为21.22%，而农村仅为10.33%;城市社区老年活动室覆盖率高达8058%，农村仅为39.13%;而城市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数量更是要比农村高出约4.66倍。农村地区基础性养老设施尚不完备的现状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的意愿，进而制约农村养老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我国农村地区相比，尽管我国城市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数量更为充分、供给种类更为丰富，但是城市养老服务也面临着供需结构性失衡错位问题。首先，城市养老

　　服务供给存在着由于空间布局失衡导致的城区“一床难求”与郊区“床位空置”并存的供需错位现象，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城六区的老年人口占全市总老年人口数量的66.2%，但是公办养老床位数量仅占全市的32%;其次，城市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着层次分布错位导致的中端市场供应不足而低端、高端市场供应有余的供需矛盾，据调查，排队登记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床位的老人数量一度超过10000人次，上海市静安区乐宁老年福利院的床位排队等待时间近10年;此外，城市养老服务供给也存在着专业化养老服务供给缺口较大，城市老年群体医护需求难以满足的供需不匹配问题，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机构服务供给主要聚焦于自理能力较高的健康老年群体，欠缺面向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医护服务，导致城市专业化养老服务供不应求的局面3

　　5、适老化环境建设:物理环境改造缺乏标准和深度，虚拟应用场景改造尚待发展完善

　　目前我国的适老化环境建设不仅体现在方便老年人口日常出行、社交活动等行为的物理环境的适老化改造上，也体现在减轻老年人数字鸿沟、助力老年人接轨数字生活的虚拟应用场景的适老化建设上。然而我国的适老化环境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友好型适老化改造仍存在着巨大的完善空间。目前我国物理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方面主要面临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尚缺乏权威、统一且完善的适老化改造标准，这给我国各城市既有社区适老化改造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广泛推进形成了一定阻力;其次，已经开展的适老化改造工作存在着改造不彻底、工作表面化的现象，当下的社区环境适老化改造往往未能深入且多维度分析老年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无法真正营造我国老年人切实所需的适老化居住环境。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1年12月，中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达到1.19亿，占网民整体比例达到11.5%，60岁以上人口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3.2%。老年人群主要使用手机上网，60岁以上网民用手机上网比例达到99.5%，与其他年龄段基本持平;然而老年群体使用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备上网的比例不足10%，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网民。尽管上述数据显示老年人已在积极融入数字化浪潮，但是一些问卷调查显示老年群体仍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少数字化障碍，有55%的老年人认为专门针对老年群体需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太少;50%的老年人提出应用界面不够老年友好，文字看不清功能找不到，适老化改造滞后。

　　(二)“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机遇

　　尽管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式”养老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但是也给“中国式”养老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机遇，未来“中国式”养老将会面对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将会是“中国式”养老破解困局繁荣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厘清目前“中国式”养老面临的挑战后，需要进一步对当下“中国式”养老可以把握的机遇进行梳理，为“中国式”养老未来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和方向，本节将从宏观政策环境、传统文化背景、老年财富积累、科学技术发展与养老产业融合五个角度对其进行阐述。

　　1、宏观政策环境:政策大力支持，制度优势凸显

　　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式”养老得到了充分的政策支持，这为其未来发展构建了良好的环境。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问题被视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老龄政策逐渐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老龄工作把增进老年人福祉、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出台了一系列老龄政策。具体政策及其出台时间如下:

　　一系列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和发布体现了党中央对老龄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老龄政策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未来老龄相关工作将始终作为我国治理的重点和热点，“中国式”养老作为老龄工作的一环将始终得到宏观政策的支持和照拂。而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中国式”养老道路的探索和发展有能力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加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得以有组织、高效率的推动“中国式”养老不断前行。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数据显示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数量从2010年的4万个增加至2021年的35.8万个，全国各类养老服务床位从2010年的314.9万张增长至815.9万张。因此“中国式”养老的发展将会长期持续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如果能够充分把握这种政策机遇，就能将机遇催化为红利，实现长远发展。

　　2、传统文化背景:家庭传统积淀深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其老年人数众多、老龄化速度极快、区域差异巨大，应对养老的任务相对其他国家更为繁重和复杂，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具有敬老孝老的家庭文化和社会风气，更有代际和谐、睦邻友好的社群氛围和居住传统，这为中国式养老供给了源源不断的滋养。事实上，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与社会资产之一。它不仅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环境和保障，而且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将家庭建设提升到全新的战略高度。

　　我国具有绵延千年的传统家庭养老文化，费通先生曾经指出，中西文化在亲子关系上的不同之处在于，“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现代养老服务体系不再单一依赖家庭，但家庭养老仍是居家社区养老乃至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家庭养老和居家社区养老是互补而非对立、是共同“做蛋糕”而非各自“分蛋糕”。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生活情境下，家庭和社区还有其独到内涵，“中国式”养老毋庸置疑具有独到的家庭文化优势，而我们的“社区”亦异于西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社区脱胎于传统邻里文化和乡土传统，是由众多家庭集汇而成的“扩大的家庭”，更接近于“社群”的概念。

　　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的熏陶下，我国历来就有尊老、爱老的社会传统，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众多居民积极参与养老志愿服务，这群志愿者已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社会力量，为促进“中国式”养老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民参与意愿最高的志愿服务活动是老年关怀志愿活动，6098%居民表示愿意从事老年关怀志愿服务活动，而针对居民最近一年志愿活动参与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与参与意愿具有一定正向相关性，约有33.77%的居民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参加过老年关怀志愿活动，该比例仅次于参与过环境保护志愿活动的居民比例。

　　3、老年财富积累:消费潜力逐步提升，养老需求日益增长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个体收入情况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约71%的老龄化群体家庭月收入超过5000元，这意味着后续步入老龄阶段的老年人将会比之前的老年群体拥有更好的财富积累情况，随着收入更高的新一代老年人进入老龄阶段，我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估计在2014-205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元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将从8%上升至33%。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为“中国式”养老服务创造巨大的需求窗口，而持续增长的财富积累使得未来的老年人有经济实力支付购买自身所需的养老服务。数据显示，与2014年相比，2020年我国城乡老年人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至16307元，增幅约为105%，老年人在日常消费、医疗健康、社交娱乐和养老金融方面的支出比例均有明显增长。因此，若能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以打消老年人消费顾虑，有效培育老年人口消费需求，就能及时把握机遇，充分挖掘未来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促进“中国式养老的蓬勃发展。

　　4、科学技术发展: 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智慧养老催生新型需求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科技发展与养老需求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互作用，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产业自动化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会催生新的养老需求。

　　智慧养老就是科技与养老相结合的典型案例之一，一般而言智慧养老是指利用IT技术开发面向居家老人、社区、养老机构的物联网系统平台，旨在为老年群体提供快捷高效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智慧养老产业白皮书(2019)》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开始起步后，2020年就已进入产业发展黄金时期，2014年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仅为0.17万亿元至2019年智慧养老产业规模已接近3.2万亿元智慧养老产业结构体系已基本形成预计在2050年，智慧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22万亿元。因此，“中国式”养老应当也将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已有养老服务发展基础上守正创新，满足新一代老年群体的新型养老服务需求，从而搭乘科技发展的东风，促进“中国式”养老服务的发展。

　　5、养老产业融合: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各行各业有机融合

　　养老产业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消辑老龄社会的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发展出的兼具公益性事业和专门性产业特征的新兴产业形态，因而兼具福利性和市场性。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和社会特征，养老产业需要构建“政府-国资国企-社会-企业”的多元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养老产业最初往往被等价于养老机构，比如各地政府将建机构、增加床位作为政府投入的重点和工作考核的指标。随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理念逐渐从单一政策发展到注重综合政策体系构建，我国养老产业也从单一的机构评价体系，逐渐向多层次的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养老产业生态的上游由投资、金融、保险拉动，中游聚焦于实体建设(包括地产、服务、医疗等)，下游则是支撑性产业，包括老年用品、旅游和教育等当前阶段，养老产业的发展主要以政府推动和政策指引为主，社会和市场参与为辅。国内正逐步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引导养老产业与多产业融合，系统化专业化发展，并积极探索“互联网+养老”，“物业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型养老模式。从产业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多元市场机构积极参与养老产业发展，为构建我国养老行业商业生态奠定了良好基础。养老这一概念涉及到多个产业，因此需要各行各业的积极加入和有机融合才能促进我国养老产业的全面发展，为我国老年群体提供更加完善的产品和服务。养老产业的实践经验也表明，未来我国养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兼纳各类资源推动支付端和服务端的整合，促进各类养老相关服务机构的融合，进而形成我国养老行业全生命周期的良性闭环，为打造“中国式”养老服务生态链提供助力。